法国和俄国革命在各种正义的口号下伤害他人，视个人为敌，最终不仅与理想与正义背道而驰，还充分展现出人心中最为可怕的黑暗面。正如雅克·马里坦所说：“如果一个文明轻视死亡，那是因为它轻视人类，忽视人生的价值，那么这就不是文明而是野蛮，这种“英雄主义”就是野蛮的兽性行为”。因此即便在“革命崇拜”甚嚣尘上的情况下也时不时有一些不合时宜的“告别革命”之声发出，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以别尔嘉耶夫为首的一批宗教哲学家。

1905年俄国革命以后，尤其是1907年斯托雷平改革以后，政治上的反动与经济上的激进改革使俄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俄战争的失败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利导致社会信心丧失和无政府主义蔓延，大众民主在民族主义煽动下与启蒙时代的“陷-正”诉求渐行渐远，保障个人的liberal democracy变成了民粹主义的“多数暴政”。

在群众运动的高潮中，大量的非理性行为释放出来，一些原来倾心马克思逻辑力量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对俄革命政党不择手段的做法不寒而栗，对政治斗争诡谲凶险产生退意，他们的思想开始蜕变，提出“要捍卫多样性的怀疑精神和对人类形而上的探索”，从“马克思主义倒退到唯心主义”去。

以别尔嘉耶夫为首的贵族精英们骨子里就有的后现代反功利主义，既厌恶市民社会的平庸乏味，又对民粹主义的斗争哲学、恐怖主义嗤之以鼻。目睹了1905年革命，经过两三年的沉思酝酿，在1909年以《路标文集》的形式亮出了旗号。他们看到，民粹派几十年“向下”努力的结果变成了不可抑制的暴民政治狂潮，吞噬掉了长期文明积累的一切任何东西。他们经历了一段精神和现实的痛苦犹豫后，逆风而上毅然走到了不可知论的征途上。它表现了贵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危机，从民粹派的“行动者”转向精神探索、转向基督教宗教意识。

他们选择了对“现实政治的逃避”，与“此岸性”产生脱离，在“革命崇拜”与“精神神化”中选择了后者，以心灵的皈依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就是俄国思想史上影响很大的“路标派”。普列汉诺夫归结为：“这些人士所以寻找天堂的道路，是因为他们在地上迷路了”。

图 | 《路标文集》，1909

1905年革命中的“暴民政治”改变了他们期望发动民众推翻砖制建立一个“郎朗乾坤”的看法，历史舞台上演绎的并不是他们期盼的文明进程，而是对已有文化积累的践踏和法制的丧失殆尽，“群众的功利主义是布-尔什维-克功利主义的土壤”。于是他们对“革命”有了新的认识。路标派的一些人从左到右趟过了俄国思想界的各个阵地，最后栖息在了“文化保守主义”的枝头上。

图 | 俄国1905革命

俄国自古以来都是所谓的正统观念占据着主流，现在哲学家们主动提出要为俄国思想界另辟蹊径，创建“逆主流而动”的价值观。应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以逃避现实的遁世为目的，他们并不认同砖制，而且也看到了已经到来的“红-色砖-制”是比沙皇砖制严酷得多的现实，逃避与思考便只能在“神秘主义”的旗帜下进行。

即便能够从肉体上消灭反动派个人，从体制上解决了权力变更问题，也难以改变俄国文化的“不对称性”和“被管制社会”的致命弱点。革命的颠覆性破坏严重，“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阶层互换幅度过大，社会-文化制度的急剧变化对整个民族来说未必是好事，而俄国社会的“再生性”很差，每一次大的动荡都会使此前积累的文明全部毁灭，所以退出政治抗争从精神上再造很重要。

既然“俄国革命之路与俄罗斯文明的道路”不能两全，形成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就像恰达耶夫在《哲学书简》中所说的，“我们完全没有内在的发展，没有自然而然的进步，每一个新的思想都不留痕迹地挤走了旧的思想”，“我们也没有从人类的代代相袭的思想中接受到任何东西”，结果在文化上和理论认知上总要从“归零”以后重新开始。别尔嘉耶夫等人指出：“俄国自由主义思想很弱，一直没有形成有精神威望和感召力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他们要么是跟在西方人后面鹦鹉学舌，要么是“激进”地做革命者的“尾巴”，这“绝不是俄国知识分子所想追求的思想体系”。

图 | 恰达耶夫

司徒卢威认为，俄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激进主义是非宗教观发展的逻辑结果，是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无神论的信仰、是急功近利的实证主义、是缺乏内容形式的假宗教狂热、是以整体主义来否定个人责任的世界观。而这一切是与19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平民知识分子批判一切、否定一切、政治至上绝对主义的反文化潮流有关，但是这种“暴力文化”对俄思想界冲击的负面效应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无人从事全面总结和清理工作。

在“路标派”看来，沉浸在小众哲学的象牙塔里，并不是“精英利己主义”的体现而是个性的救赎，否则不但任何有意义的记忆都留不下来，而且被“心理暴力驯服并定型自己个性的人，必将沦为奴才”。“现代极权的实质就在于，它要控制人的灵魂、驯服灵魂，它要求人们放弃自由，凭此才给予面包，这就是宗教裁判所大法官的诱惑”。

这批最后的贵族从解放现实的世界观转入拯救灵魂的“内在论”，他们提出要从思想和哲学上总结俄国解放运动和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清算民粹主义中的激进主义传统、消除疯狂“否定论”的“红色死亡”阴影，完成这项任务只能从东正教传统汲取资源。

他们认为，俄国每一个阶段都是对上一个阶段的“矫枉过正”和全盘否定，在“进一步退两步”的历史演进中反复演绎同样的历史错误而不长记性。正如古希腊哲学家所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俄国人是不是需要冷静反省，在这嘲弄人的轮回中哪些是应该避免的呢？

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整个思想界都在“矮化”，大家满足于追求粗糙和肤浅的东西，“总是追求简单而害怕复杂，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总是鼓吹某些袖珍手册上的东西，不喜欢具有独立价值和创造性的思想”。结果人们越来越现实，视野狭隘、思维封闭、整个社会处在绝对性、极端性的状态。

贵族思想家说，在一个众人都躁动的时代，不只是需要投入的勇气，可能更需要退出的勇气，退出是为了冷静地反思，以避免社会在循环中不断地轮回到原来的起点。所以他们并没有一般从革命车轮上甩下的人的矛盾窘境，反而是高调宣传“主动撤退”的理由。高调宣布他们要创建一种在俄国的文化语境中比较稀少的“保守-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因为俄国缺乏保守主义的传统，要利用神学中的资源。

在任何革命大潮中都有退出者，但像俄国“路标人”这样自觉退出后，先验地去创建一个思想体系来弥补革命中的思想苍白和文化荒漠化，则实属罕见。俄国贵族思想家的神秘主义，虽然是以逃避现实的遁世为目的，但他们并不是“颓废派”。这些人值得称道的地方在于，他们一直都在“两面作战”，并不是“柿子只捡软的捏”。一方面他们反对砖制弘扬人本主义的，并先兆性地预感到未来将比沙皇时代严酷得多，对未来体制的思想清理从来都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逃避民粹主义躲进宗教的“象牙塔”里，不是个性的毁灭而是个性的救赎，不是思想的终结而是思想的再造。

另一方面他们对西方的现代市场经济一直持批判态度，在物欲横流的世俗世界里坚守他们的精神信念。虽然去国之后他们把俄东正教传统升华为一种精神寄托，但他们也承认红色帝国的极权与物质化的西方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是西方发签证接纳了他们，甚至有些国家拨专款资助这些流亡的知识分子，而他们想做的“俄罗斯的事情只能在西方做”。

这些俄罗斯的思想家们坚信，我们微弱的声音总有一天会被世人想起，会对俄罗斯起到有益的作用。只是他们“回家”的路太漫长了，他们的思考反馈到它的母体的“回波”时间间隔得太久，等这些哲人的声音再次响彻在俄罗斯上空时，两代人的生命体验已经过去了。

这些俄罗斯思想的创造者们发现：俄国史的一个深刻的特点是，在俄国社会发展中缺少自己的创举，所有俄国历史上每个重要时刻都是来自外部的推动，每个新观念几乎都是抄袭来的。就如同赫尔岑所说的，“为了形成一个公国，俄罗斯需要瓦兰吉亚人；为了成为一个国家，俄罗斯需要蒙古人；为了成为一个帝国，需要彼得大帝的欧罗巴主义，它所有的过程都是追随别人献出自己”。

彼得大帝在自己家里找到的只是白纸一张，他在上面写了：欧洲和西方。从那时候起，300年来俄国一直致力于与西方融为一体，而西方却从来没有把俄罗斯看成是自家人。难道这个民族就没有人想到，该为俄国的思想库里增添点自己的东西吗？

图 | 1909 ，莫斯科

以“路标人”为主的哲学家们想在基督教世界中寻找出路，为治愈俄国思想道德的“贫血症”走上“基督之路”，从事“心灵”的拯救，进行文化寻根活动，为实现俄罗斯精神的复兴而探索出一条新路。他们认为，“宗教思想能够钝化这种激进主义的锋芒，减弱它的刚性和激烈程度，但最重要的是，诉诸人的内在本质，通过人与上帝的直接交流，诉诸于他们内在的力量，同时也诉诸于他们的责任感”。

在这些哲学家们眼中，“良心是理解上帝的器官”，宗教最大的好处是，它“在更高程度上是个人的事，上帝不会强求也不会强制，它‘敲’着人的心灵之‘门’，尽管上帝是万能的，它却无法用暴力开启这扇门，因为这就意味着毁灭自由，即毁灭人本身”。

至于他们为什么倾心于“神秘主义”，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洛斯基认为，“神秘主义是个体性的，神秘主义的经验不可传达，不能在共通的信仰生活中成为共同的经验”。除了思想观念的原因外，从现实考虑，神秘主义的外壳也的确是他们阻挡外在强力的最后一道屏障。以前在社会洪流的裹挟下，俄国贵族知识群体为了赶上潮头和“洗涮自己”，曾有过很多被迫无奈之举，他们已经领教过“集体灵魂”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力量。强调这一点是尤为重要的，缺乏安全感的学者们很需要有一块具有自主性和个体性的天地。

从此他们站在时代潮流之外，沉浸在宗教哲学之中去探寻，以求开辟一条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当代“轴心话语”来解决身体与灵魂、个人与社会冲突的新途径，提供一种文化和精神资源。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批很有思想的人物放弃了对现实的关怀，他们脱离了原来的活动场所另辟蹊径找一块“净土”，进入到一个新的创作领域中去了的原因。他们认为，“革命”、至少是政治革命不是知识分子所力所能及的事情，知识分子的岗位在于文化创作，而文化创作必须跳出党派、主义教条的争纷，专注于人类文化的遗产延续，所以“告别革命，回归文化”是这些人的一个主调。

需要指出的是，“路标”人“告别革命”并不是向旧政权的投降，更不会为旧制度灭亡而哭泣，别尔嘉耶夫说：“整整一百年来俄罗斯知识分子反对并与之作斗争的那个神圣的俄罗斯帝国垮台了，旧制度已经腐朽，没有了合适的捍卫者”。

他们强调的是，应不论对旧政权还是新政权都保持着自己的清醒认识和高度警惕。路标人根据俄国的历史总结出一条很重要的规律：他们发现，国家拥有的权力越大，它的臣民享受的自由就越少依附性越强，国家越强大就越过分入侵社会，剥夺各个领域的独立性，造成了个人自由的窒息和无奈地整合在一个统一体内。

人们已没有了以往其他的选择，除了国家之外已经无处逃避，这时的国家不是意味着宽容、自由选择、提供更多的服务，而是意味着监禁、财产充公、贫穷和不独立，并连根拔除除了“国家植入记忆”以外的所有叙事。过去政府总是对我们说，国家的强大是我们根除不幸的保证，为了将来的幸福我们必须要忍受现在的苦难，可是国家的强大的标准是什么呢？不是纯洁、神圣无罪孽的道德精神在评判人们的行为，而是邪恶的国家（政府）代替上帝来人间进行审判。

路标人虽然也为不断扩张展的疆界感到自豪，但同时意识到帝国政权下人们遭受着比过去更大的不幸，19世纪的国家要比16世纪的国家自由少得多。彼得大帝以前人们还可以在国家、贵族、教会之间做出选择，不同的思想脉络中成长起来的多元主义还具有相对的宽容和竞争，到帝国时代国家把一切垄断在手，以经济和政治甚至精神手段强迫人们就范。

别尔嘉耶夫说“我最反对的是那种可以叫做虚伪的客观主义并且导致个性服从共性的东西”。“人被当作必须驯服与加工的生物，具有国家形式的社会，必须通过一系列心理暴力去驯服人的个性，将其定型成适于自己的目的，在当代，这种事由追求霸权的政党在干，从而导致了否定人权，否定良心自由，思想自由，否定精神独立”。所以也有人把他们称之为“自由神秘主义”者。

图 | 年轻时的别尔嘉耶夫

从这个角度说，他们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并没有发生偏移，而是强调俄国“自由主义应该经过保守主义这面筛子”，必须通过“文化保守主义”、“基督教保守主义”的精神改造。说白了，是让“英国政治传统中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相互校正价值观”。

赫尔岑早年就曾指出过，俄国“贵族阶层极力想扮演托利党的角色”，这个愿望在激进主义的打压下一直无法系统的表达。他们对俄国的命运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抱有希望，不相信通过变换执掌“摩西权杖”的人，就能扭转“人性”中的劣根性，于是便擎起文化保守主义的大旗。

按理说1922年流亡出去的“思想家”因为脱离了本土文化，脱离了俄国社会现实，不再作为一种整体影响出现，绝大多数人都因为淡出主流话语而消声匿迹了。上世纪90年代俄国转型期出现精神“空白”，东方的共产主义、西方的自由主义都没有使俄国走出“泥潭”，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批判激进主义弘扬保守主义，倾听这些经历过这两种社会形态哲人的声音，便成为社会时尚。

图 | 赫尔岑

但是在否定方面的一致性并不代表赞成的一致性，在保什么守什么方面传递的信息是混乱而复杂的。更何况“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不是一回事。流风所及以至于这个阶段国内跟风抢潮头的博士论文都散发着一种“晒古董的味道”。别尔嘉耶夫等宗教哲学家的书籍在中国的大量翻译，一时之间他们的很多观念用语被厌恶激进主义的人高频率引用。

然而文化保守主义的政治无力感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把现实与思想分开，过于形而上、把精神世界作用夸大而无法解决尘世的问题。另外，他们属于“神秘主义小圈子”，对下层有一种恐惧感，精英主义特点使他们无法俯下身来。面对时代的混乱和猝不及防的意外他们也不清楚俄国社会要什么？世界将向何处去？这些书斋里的哲学家只觉得一切现有的理论不能在给人类提供思想资源，而从西欧理性主义从中释放出来的结果也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希望另辟蹊径找到不同的路径。30年过去了，俄好像仍没有摆脱苏联的过去，文化保守主义的努力就似一阵狂风刮过了无痕几，新一代人对曾经风靡一时的“路标人”已经很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