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去世

图为被俘时的杜聿明

节选自《民国高端群像》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

作者：文强

被俘以后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我在陈官庄被俘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层层上解到滕县的一个解放军官大队时，许多俘虏军官包围着我，要我证实杜聿明是否被俘？邱清泉是否被击毙或自杀？李弥是否取道青岛装扮成商人逃跑？包围着我问长问短的，有归我直接指挥过的特务、宪兵、炮兵、工兵等直属部队的团长、团副。我知道这批直属部队的军官们之所以这么认真的来询问，是由于他们与杜、邱、李都有过历史关系，这种惺惺惜惺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可笑的是他们以为我平日与杜、邱、李三人的关系和接触多一些，情况也了解得多，实际上溃军在土崩瓦解中，各自逃命作鸟兽散，我所了解的情况，也不会比他们多。我只好将突围临近的情况说了一通，关于要由我证实的，只好老老实实的答复为不知，而且还肯定地说，诸君不必着急，请注意共产党方面报纸的报道，一定会据实公布的。果然不几天，我们从读报学习中得到了全部的了解。

杜聿明与我在战场上先后被俘，最初都关押在华东解放军官教导团。我于被俘后，由连队层层上解，一直送到山东邑都华东解放军官教导团团部，编入高级组，学习了两个多月。以后转移到济南城郊的白滩头，在此地约学习了一月光景，又将我们解送济南城内一所解放军的图书馆内。

1949年9月前后某日，在图书馆的一位警卫战士对我说：“你们的头头今日坐吉普车到团部，与起义将领陈明仁、李明灏两将军去见面，是※※※批准的。你是他的参谋长，所以我告知你。”我从这位战士语气中，第一次了解杜关押的地点是与我同一处，不过没有彼此见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举行后不到几天，又是那位战士，忽然之间为我送来10盒骆驼牌美国香烟，并说是你们的头头杜聿明赠给你的，请打收条给我。我决没有想到杜先生会隔墙相赠香烟给我，而且香烟不是国产的，是美国军人平日最爱吸的骆驼牌，不免使我下意识地想到此公守住了他不变的岗位，可敬可佩！

那位送来香烟的战士，似乎看透了我的心事，他在一旁带着冷笑说：“听说，这种美国香烟，是杜聿明的弟弟自上海带来的，上海才解放不久呀……”由于这时我与杜的思想意识相同，竟在人民欢天喜地的过开国盛典时，不赠其他礼物，偏偏要赠美国香烟，也就可窥知他的用心了。同时我又想到他的处境与我相同，并未享受到解放军官的宽大待遇，而是分别隔离的看守中。

1954年夏，我这时已从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转移到了北京功德林监狱看守所多年。有一天，我向外窥探，看到了杜聿明先生。不久因为全国战犯大集中于北京，杜和我同样是要集中的400余人之一，他被宣布为特级战犯。杜与我七年未见面了，因大集中得到了见面的机会，彼此的欣慰是难以描述的。我记得在众目睽睽下，都在寒暄相问。

也就是这次大集中后的第三天，我们放风遇着杜，他不言不语的望着我，似乎有话要说的样子。于是，我主动地向他说：“老哥的身体能熬到今天实在不易。”他含着冷笑答复说：“你问我的健康吗？是活一天算一天。我所想到的是一个死字，只有一死才能报答校长培植的大恩。我被俘后抱大石猛击头颅不死，肾脏炎、脊髓炎重病当死不死，留此残生何益。”他说完长叹一声就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