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年郁郁寡歡”的哲學家和他的朋友圈

王浩，著名邏輯學家、數學家、哲學家。1943年畢業于西南聯大數學系，后考入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研究生，1945年畢業。1948年獲哈佛大學理學博士。1952年當選美國科學與藝術學院院士，1983年獲國際人工智能聯合會與美國數學會共同授予的首屆“里程碑獎”（Milestone Award）。1987年被清華大學聘為榮譽教授。

王浩是中國有史以來唯一對哲學做過深刻貢獻的學者。盡管在數學、計算機、邏輯都做過開拓性工作，但他內心把自己當哲學家，這極像哥德爾。中國接觸哲學比科學更晚，胡適、金岳霖和馮友蘭都屬入門。如果按學術共同體的接受作為標準，胡適、金岳霖和馮友蘭都不算專業的哲學家。

1921 年 5 月 20 日，王浩生于山東，他祖籍是齊河縣安頭鎮王舉人莊。按說也是名門之后，他爸王祝晨是教育家，外號“王大牛”（又高又胖），是滿清最后一屆舉人，當過七品官，1914 年曾去日本做訪問學者，在國民黨山東省黨部干過，是山東省議員，解放后還做過山東政協副主席，人稱“山東胡適”。

王浩 1936 年以全省第二考取南京中央大學實驗中學，但第二年日本人就打來了。他爸在內地領導流亡教育，他媽和他哥姐在西安，王浩輾轉到西安讀完高中，然后就考了西南聯大。第一次錄取的是經濟系，不喜歡，沒去。第二次又考，以第一名進聯大數學系，和物理系一個叫楊振寧的住同屋。

王浩在清華的朋友除了楊振寧外，還有汪曾祺。汪是沈從文的學生，小說寫得好，傳世之作是京劇《沙家浜》。王浩最親近的同學要算何兆武了。何翻譯了許多羅素著作，其中同李約瑟一起翻譯《西方哲學史》，是毛澤東、周恩來給的任務。

王浩在聯大的老師有金岳霖、沈有鼎、王憲鈞。金是哲學票友，但比同輩的胡適、馮友蘭更在行。沈有鼎在哈佛學過邏輯，老師有懷特海（羅素的老師）、謝佛（邏輯學家），還有蒯因（王浩后來的導師），但他讀完碩士就到歐洲找胡塞爾和海德格爾去了。王憲鈞是哥德爾唯一的中國學生。牛人的圈子真是不大啊。

在聯大，金岳霖開邏輯學入門課，課上基本就是師徒倆對練，金經常講著講著就問王浩：“哎，你小子說說咋回事啊？”王憲鈞講數理邏輯，沈有鼎講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有一次金岳霖想看哥德爾不完全性定理的論文，沈有鼎當眾告訴他：你數學不行，看不懂的。金挺識時務，說不看就不看唄。

王浩的高等代數課老師是楊武之，就是楊振寧他爸。老楊喜歡小王，但知道小王心念哲學，就勸他說：你有才，老實待在數學圈里吧，將來能成名成家。小王不聽，說你咋不叫你兒子學數學呢。王浩還有個同學，是詩人穆旦。王浩也喜歡詩，晚年有許多讀詩筆記，都沒公開。

聯大數學系畢業后，王浩如愿以償進了清華研究院讀哲學碩士，師從金岳霖、沈有鼎。碩士答辯時，沈有鼎問他：你不是數學挺好嗎，學啥哲學呀？王答：對人生問題有興趣。沈說：扯淡，講人生的是文學不是哲學。別看沈在歐洲學的哲學，但還是英美派兒，覺得哲學應該靠近科學，講究分析。王浩很看重清華的碩士，說比哈佛的博士值錢。那個時候，大概還真是這樣。

何兆武說他同王浩的關系是“平生風誼兼師友”。說到人生哲學，王浩同何兆武在聯大時就討論過。王說：人生是為了追求幸福，這個幸福是 happiness 而不是 pleasure，前者精神，后者肉體。維特根斯坦和紀德都講過類似的話。王浩年輕時就有創立大一統哲學的野心，但晚年放棄了。他也這樣批評過羅素，說以老羅的智力，應該為哲學做出更大的貢獻。

王浩比楊振寧大一歲，但晚入聯大（因為考了兩次大學）一年，研究生也晚一年，去美國也晚整一年。1946 年王浩被清華數學系和哲學系同時推薦公費留美。最后還是選了哈佛哲學系，導師是蒯因。王在清華讀研究生時就已經同蒯因通信了。

蒯可非等閑，是羅素、維特根斯坦和卡爾納普之后的最有影響的哲學家了。王浩在哈佛待了八個月，就覺得該學的都學完了，想走。蒯因對他語重心長：美國可不是歐洲，沒學位哪行啊。王浩又待了一年，寫了篇博士論文，整個不到兩年，這可比楊振寧快多了。

楊振寧在芝加哥大學博士資格考試差點沒過，此時正愁著呢，當然他博士畢業之后一路都是順風車。王浩同蒯因經歷也像，數學本科，接著干哲學。早年建樹在數理邏輯。蒯因也做過計算機，有個邏輯電路的蒯因簡化算法，那就是蒯爺的東西。蒯因對王浩這匹脫韁野馬卻有點酸葡萄，這在他的自傳 Time of My Life 里有反映。

王浩之前，哈佛哲學系畢業過兩個中國博士：趙元任和俞大維。俞大維是第一個在國外數學雜志發表文章的中國人，巧得很，文章講的是數理邏輯。陳省身覺得俞大維了不起，但俞大維后來做了國民黨的“國防部長”。

我一父輩世交給他做過秘書，評論說“他記性可真好”。趙元任是哈佛培養的第一個中國博士。清華四大導師中（另仨：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先生學問最好。跟胡適同一批考到美國，胡適第五十名，趙先生第二。

趙元任數學好，語言也好，他本科在康奈爾主修數學，輔修物理，兼修鋼琴和聲樂。哈佛畢業又去康奈爾教過一年物理，然后去伯克利學語言。趙元任的語言不光理論好，說的也好。

羅素上世紀二十年代在中國巡回演講，趙先生全程陪同翻譯，那時沒普通話，廣東話差點成國語，他到哪講哪的方言。想想用湖南話說哲學評書《心的分析》（羅素把在中國的演講的材料編輯整理出了本書：Analysis of Mind），該多有哏。趙元任哈佛博士論文題目《論連續性——方法論的研究》，也和邏輯沾邊。

王浩 1948 年哈佛博士畢業，然后拿了三年哈佛的 Junior Fellow，比較高級的博士后。他是第一個拿這個 Fellowship 的中國人。那一年哈佛一共給了四個 Junior Fellow，其中還有一位物理系的，叫托馬斯?庫恩，對，就是那個提出“科學革命”和“范式”的庫恩。庫恩這三年全干哲學了。但王浩看不起庫恩，說庫恩干的不是哲學，是科學史。

王浩在哈佛 Fellowship 的最后一年去了瑞士蘇黎世高工（愛因斯坦就是那畢業的）找伯奈斯（Bernays)。伯老曾是希爾伯特的助理，但 1933 年被炒，因為他的猶太血統。伯老是現代集合論的一個主要奠基者。

王浩那時是想遍訪最牛的人。伯老曾經教過一個中國學生：莫紹揆，也是中國邏輯的先行者。莫先生后來每在國內雜志上發表一篇文章，王浩就在《符號邏輯雜志》（JSL）上寫一篇評論，讓國外學界盡早知道莫先生的工作。

伯奈斯在哥廷根有個學生：根岑（Gentzen)。根岑是證明論奠基者之一。伯奈斯被炒后，外爾當了根岑的導師。根岑用另一種方法證明哥德爾定理。他早年參加過納粹“沖鋒隊”，成名后被認為是雅利安數學家。后去布拉格大學教書，二戰一完，就被盟軍抓起來，餓死在集中營里。王浩對他評價很高。他在伯奈斯那干了一年，回哈佛做助理教授。父親來信勸他回國，北大馬寅初校長來信聘他為教授。王浩想搞實際工作，開始擺弄計算機。此時朝鮮戰爭開打，中美關系緊張。而英國同中國剛建交，他就接受牛津的聘請。1953 年執教牛津，1956 年在牛津升為 Reader。

哲學沒有諾貝爾獎，但有兩個最高榮譽：一個是哈佛的威廉?詹姆士講座，另一個是牛津的約翰?洛克講座。詹姆士講座人中最著名的要數羅素，也有非哲學家，如物理學家奧本海默，經濟學家、心理學家兼計算機學家司馬賀（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洛克講座人中則有喬姆斯基，普特南（也是數學出身，曾參與解決希爾伯特第十問題），克里普克（模態邏輯語義學奠基人）。

王浩是 1954 年第二屆約翰?洛克講座人。這講座 1950 年設立時，第一屆原定請維特根斯坦的，但維特根斯坦說：哲學只能小班討論，大講堂里扯啥哲學。就拒絕了。但主辦方還是請了維特根斯坦的學生兼朋友波斯瑪來講維特根斯坦哲學，以后都是講座人講自己的哲學。

英國最高學術榮譽組織有兩個：皇家學會和英國科學院。皇家學會基本是給自然科學的，英國科學院也兼顧人文學科。那時中國人當選英國科學院院士的有陳寅恪、夏鼐、趙元任，王浩是第四個。王浩 1952 年就當選美國藝術與科學院的院士。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除了朝鮮戰爭，麥卡錫主義盛行，錢學森在美國被軟禁，最后也是繞道歐洲回國的。楊振寧他爸給楊振寧寫信，請他回國。有一種說法是老楊給小楊的信是托張文裕（后回國創辦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帶的，其實是托王浩轉交的。

王浩他爸也給王浩寫信，敦促回國。王浩打小就思想左傾，同情革命。五十年代一堆在美國的學人都紛紛回國，為建設新中國出力。王浩琢磨：我一個學哲學的回國能干啥。

那時計算機剛出現，計算機理論都是從邏輯的分支演化出來的。王浩一開始是做自動機理論，他在坡斯特（Post）的模型上提出“王浩機”，在這個模型上編程已經很接近現代的匯編語言了。

王祝晨（王浩父親）給王浩寫信的同時也給金岳霖和馮友蘭各寫了一封信，說：我兒子數學學得挺好，是你們把他從數學引到唯心主義歧途了，好孩子全叫你們教壞了。王浩積極準備回國，但不久，王祝晨被打成右派了。

王浩很糾結，最后決定回國的事兒還是緩緩吧。王浩最終沒有回國的另一說法是當時有個訪問英國的代表團，團員有金岳霖等，副團長是經濟學票友許滌新。

許見了王就擺出一副領導樣子說：聽老金說你學問不錯啊，跟我回國，啥事都包在我身上。王浩心說：你算老幾，跟我指手畫腳的。就決定不回了。但我覺得他爸打成右派是主因。

王浩是機器定理證明的奠基人。他在 1958 年夏天寫的程序在 IBM-704 上，只用九分鐘就證明了羅素《數學原理》中一階邏輯的全部定理。但人工智能的創始人 Newell, Shaw 和 Simon（司馬賀）一年前在蘭德公司寫的程序“邏輯理論家”（Logic Theorist）也證明了《數學原理》第二章五十二個定理的三十八個。

在機器定理證明領域，“邏輯理論家”沒什么影響。而王浩的工作則為他贏得了 1983 年定理證明里程碑大獎。司馬賀在他回憶錄里酸溜溜地說王浩的工作抵消了“邏輯理論家”應得的榮譽。司馬賀的酸葡萄的另一個原因是當年他們哥仨以“邏輯理論家”寫了篇文章，投給《符號邏輯雜志》（JSL），被拒了。

當時 JSL 的主編是科里尼（Kleene）。科里尼是邱奇（Alonzo Church）的學生、圖靈的同學、遞歸論的創始人之一。他給司馬賀的拒絕信里說：看不出把一本過時的邏輯書里的定理重新證明一遍有啥價值。

真不知道如果王浩的論文交他手里會是啥結果。王浩聰明，論文投給 CACM（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和 JACM（Journal of the ACM），都是經典。

司馬賀給羅素寫信邀功，老羅回信，不咸不淡：“我相信演繹邏輯里的所有事兒，機器都能干。”這話，現在看起來，有點過了。目前，一階邏輯的機器證明還是一件難事。王浩的算法之所以比司馬賀先進在于：王浩依靠數學算法，而司馬賀等則企圖模仿人。

這代表了未來人工智能的兩個不同方向。王浩 1983 年機器定理證明里程碑獎的演說里提到對人工智能的看法。哥德爾和彭羅斯（Penrose，偉大的霍金的數學合作人）認為：目前的機器不能取代人，而圖靈則提出圖靈測試：機器如果可以通過圖靈測試，就可認為是有智能的。王浩貌似在兩個極端徘徊。這令人驚奇，依照王浩一段時間的唯物傾向，他應該認可圖靈測試才對。他也許看到了我們沒看到的。

Newell 和 Simon 在 1956 年標志 AI 誕生的達特茅斯會議上預言：十年內計算機下棋程序將擊敗人。但這遲至 1997 年才發生。那年，最牛棋手卡斯帕羅夫號稱要捍衛人類尊嚴，但他敗給了 IBM “深藍”。那一天，我和一圖論女教授聊天。她說這沒什么，下棋是有限的，但定理證明是無限的。

這給我印象很深。王浩在接受定理證明里程碑獎時稱司馬賀等人的工作是不專業的。盡管定理證明沒有達到早期 AI 創立時的預期，但也成果豐富，除了吳文俊在幾何的突破外，在邏輯定理證明里，項索引、項改寫等都有長足進步，而且在數學、邏輯之外都有應用，如程序與芯片驗證，數學知識搜索等。

王浩在五十年代初期“王浩機”的工作之后，就再沒有染指機器模型的工作。在六七十年代的計算機理論的刊物上充斥著各種機器模型的論文。王浩看不大起這種論文，他說：作者不過是找個借口向做實際工作的工程師吹牛說他們是理論家，但又回頭向真正的理論家小聲說我們在干實際工作。

王浩在邏輯領域里奠定自己地位的是通過研究他導師蒯因的《數理邏輯》（簡稱 ML)。首先，他發現可以用更弱的公理導出更多的數學（這一成果成為他博士論文）。后來又發現 ML 有問題，王浩對之作了修正。王浩自己沒把這當回事，但蒯因則認為這是王浩在邏輯里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王浩在牛津的職位是 Reader，這不同于講師（Lecturer)。在英國大學里，一個系一般只有兩到三個教授職位，只有在教授退休后才可以補缺。Reader 實際相當于美國學校的正教授了。

王浩 1960 年從牛津休假一年，回到美國，在貝爾實驗室工作，主要從事計算機理論和定理證明的研究。王浩在貝爾實驗室工作結束后，于 1961 年給導師蒯因寫信說想回哈佛教書。哈佛為此專門為王浩設立一個計算理論的講席：Gordon McKay 數理邏輯與應用數學教授。王浩重回美國學術界。晚年在接受采訪時，有人問到他同蒯因的關系，他笑答“太復雜了”。政治上，王是左派，蒯是右派。

蒯因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有兩頁專門講王浩。他用“常年郁郁寡歡”（persistently unhappy）來形容王浩，這不光說他的學術追求，也指他的個人生活。很明顯，王浩自己的第一次婚姻并非一帆風順。王浩早期的個人生活，目前找不到更多的描述，這大概是最接近的了。

當我們審視自己的歷史時，常常忽略國際背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國鬧“文革”的時候，全球形勢動蕩。知識分子的良心在幾個事件中體現：越戰，第三世界革命，學生運動。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還有一個事件，那就是 1970 到 1972 年的保釣（保衛釣魚島）運動。

在這些運動中，簡單的分類就是左中右。哈佛哲學系，蒯因、古德曼是保守派，而他們學生輩的王浩、普特南（身兼數學家和計算機科學家）是鐵桿左派，他們總站在學生和被壓迫人民一邊。王浩為紅色中國呼吁，普特南則參與了進步工黨的建黨偉業。他們和鄰居喬姆斯基呼應，普特南和喬姆斯基屢遭政府和校方騷擾。

這個大背景下，王浩辭去哈佛教職，去了洛克菲勒大學。若干年后，王浩遠離政治。普特南這樣一個鐵桿左派居然在 1994 年六十八歲時舉行了猶太人的成年禮皈依猶太教（注：猶太人成年禮應是在十三歲生日）。

我覺得普特南太幽默、太反諷了。只有八十多歲的喬姆斯基還在堅持自己的革命和批判立場。我每次想起王浩、普特南、喬姆斯基這哥仨，都感慨不已，嗨，誰沒有過革命和愛情啊：“陽光燦爛的日子。”如果以這三個人為原型寫部小說，一定很好看：幻想破滅，但心還在。

洛克菲勒在理工科里沒什么名氣，但它在生物醫學方面大名鼎鼎，目前就有六位諾貝爾獎得主任教，不少于哈佛、伯克利吧。它同其他學校建制也不一樣：沒有系，只有 Lab，一名教授就有一個以他名字命名的 Lab。當時洛克菲勒雄心勃勃，想在數學和哲學方面也有建樹，請了王浩建立王邏輯 Lab。

王浩先后網羅了 Jensen，D.A. Martin，Kripke，Donald Davidson 等，豪華的邏輯學陣容。但八十年代洛克菲勒迫于經費壓力，縮減其他領域的開支，在 Martin 離去后，邏輯 Lab 只剩王浩一個光桿司令了。

這個實驗室畢業了若干邏輯學博士，但都是由 Martin 和 Kripke 這兩個沒博士學位的人指導的。能將這些人攏在一起實屬不易。Kripke 十七歲高中時就證明了模態邏輯完全性定理，十九歲還在哈佛讀本科時就在隔壁麻省理工教研究生數理邏輯課掙零花錢。他大學一畢業就被哈佛聘為教授，還被邀參加 Junior Fellow。哈佛哲學系有史以來只有二十個 Fellows，蒯因、王浩名列其中。

1970 到 1972 年的保釣運動將海外華人團結起來，其中有親共、反共、臺獨。臺灣李登輝之后的所有政治人物當時都參與其中，馬英九那時是跑腿的。運動主要領導人都是知名知識分子：任之恭、楊振寧、王浩、田長霖。陳省身開始時保守，但在學生丘成桐等鼓動下，后來也參與了。

有一名來自臺灣的女文青也參與了保釣運動，她叫陳幼石，當時在哈佛讀比較文學，一開始極端反共，但后來在運動中同王浩相愛，遂改變政治立場，變成鐵桿親共派。1972 年美國決定將釣魚島交給日本，保釣運動失敗。但王、陳收獲了愛情。陳幼石一部大著后在大陸出版：《韓柳歐蘇古文論》，有些影響。

王浩去洛克菲勒后，除偶爾涉及計算復雜性理論外，很少再做具體的數學和計算機的工作。這有點像哥德爾，數學和計算機是他做哲學的手段。王浩此時同哥德爾相熟，每周到普林斯頓見一次哥老，討論哲學。外界對哥德爾思想知之甚少，王浩 1974 年的《從數學到哲學》第一次講述哥德爾哲學。

1972 年，中國在毛周領導下開放，物理學家任之恭組織了美國的左派華裔科學家訪華，開啟了中美的學術文化交流，為中國后來的進一步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周恩來接見了任之恭代表團，其中有楊振寧、王浩等。王浩此時有點急功近利，他放棄了自己的哲學追求，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

那時科學院請王浩講數學和邏輯，哪知他一上來就講辯證法，臺下一堆科學家云里霧里。王浩、楊振寧在海外華人媒體中也大肆宣傳中國“文革”的偉大成就。但 1976 年之后，他們才看到真相。為此王浩還被國內那時挨整的知識分子所不齒。

王浩 1979 年寫了一篇文章總結自己那幾年的經歷。他最后一次參加政治活動是 1979 年中國國慶，華國鋒主持，王浩和那時的太太陳幼石位列嘉賓。他后來很后悔自己中斷了同哥德爾的討論。1976 年，他又恢復每周一次同哥德爾討論。《從數學到哲學》在學界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哥德爾和王浩都很失望。

王浩在后一本著作《超越分析哲學》中改變了方法，通過評論先哲來闡述自己的思想。在該書中，王浩評論了羅素、維特根斯坦、卡爾納普和蒯因，可算現代哲學的學術史。他評論邏輯：大部分物理學家贊同基礎物理在物理學的核心地位，卻很少有數學家對邏輯持相同的看法。

王浩的這種通過第三方來兜售自己哲學的方法在 Reflections on Kurt Godel 一書中表現得更突出。康宏逵先生將此書譯為《哥德爾》，Reflections 其實是王浩的哲學方法。他 1979 后在國內只講數理邏輯，絕口不提辯證法。他的講義后來編成《數理邏輯通俗講話》，金岳霖題寫書名，這書其實并不通俗。

王浩在《讀書》上有文回憶：“有幾年光景我慢慢改變自己想法，對心目中馬克思主義的有些部分，特別是有關其具體應用方面，發生了若干疑問，心里異常苦悶。大約到八一年的樣子，我開始承認自己的訓練和能力不適于研究像馬克思主義這樣的大哲學，最好還是善用自己熟悉的材料，做些一磚一瓦的工作。

對馬克思主義仍希望能汲取其中我自己有能力消化的某些精華。同時對中國傳統哲學也開始學了和想了一些。當我屢次覺到自己的哲學工作不能結合自己關心的人生問題時，也對馮先生所說的中國哲學的吸引力，有了較以前為深的感受。”

由于失去信仰，王浩經歷了艱難的思想轉變期。他的智力伴侶哥德爾也于 1978 年故去。這段時間他同老同學何兆武的交往給他帶來精神上的愉悅。王浩每周都要同何兆武通很長時間電話。

事業的成就的同時，他又開始了一段新戀情，并迅速結婚。妻子是捷克裔詩人兼舞蹈票友漢妮（Hanne Tierney）。從朋友的反映看，他心情愉快，制定了龐大的寫作計劃。他想寫三本書：人能夠知道什么，人能夠干什么，人追求什么。

他、漢妮和何兆武同去德國海德堡時，何告訴王浩山里有條當年黑格爾散步的“哲學家小道”（Philosophers' Walk），何和漢妮休息，王浩自己走了一趟，何問王感覺如何，王說：from nothing to nothing（從無到無）。

王浩其實是個文藝青年，沒事也喜歡寫詩，還喜歡金庸。王曾被陳之藩所在學校請去演講，王一看陳之藩的銘牌在辦公室門上，就進去和他聊，結果兩人掐起來了，王喜金庸，陳不喜。最后王竟忘記演講的事，害得老師同學在那瞎等。

1995 年 5 月 13 日王浩因淋巴癌逝世，離七十四歲生日還有一周。王浩計劃的三本書中，只寫了“人能知道什么”，就是《超越分析哲學》，副標題是“盡顯我們所知領域的本相”（Doing Justice to What We Know）。其他的，只是搜集了素材，寫了若干片段的文章。我理解他在《超越分析哲學》中的方法，即：邊思邊史。